• “先汉兴隆、后汉倾颓”说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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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5-16

    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言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一论述,虽非定论,却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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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言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一论述,虽非定论,却影响深远。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推崇前汉之兴隆,叹息后汉之衰颓。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纵览两汉史料,即可发现上述论断具有很大片面性。事实是:先汉既非始终兴隆,而后汉亦非一贯倾颓。至于“亲贤臣,远小人”,以西汉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同样,亦不能以“亲小人,远贤臣”去概括东汉政治。

      西汉初期,由于楚汉战争杀戮惨重,民穷财尽,国力孱弱。对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略和凌辱,甚至无力还击。西汉惠帝时,匈奴冒顿曾遣使遗书戏辱吕后,吕后大怒,欲发兵击之。以后鉴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率兵三十二万尚为匈奴困于平城,险些被俘;只好忍辱回书,以“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逊谢(《汉书·匈奴传》),并屈辱地接受和亲,以换取安宁。

      汉兴七十余年后,尤其是经历了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进入国力鼎盛的武帝时代。刘彻凭恃数十年来积累的财富,发动了一连串御侮和拓边战争。频繁用武虽使西汉王朝的疆土得以扩展,而因此所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沉重。仅以其中号称大获全胜的“漠北之战”为例,便可见其一斑。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将五万骑,步兵转输者数十万,远绝漠北击匈奴。“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死)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史记·匈奴列传》)。所谓大胜者尚且如此,其他战争的损失,则可以想见。唐代李华曾对此评论道:“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吊古战场文》)

      尽管“边庭流血成海水”,而“武皇开边意未已”。如果说上述抗击匈奴的战争,尚含有御侮安民的积极意义,在此之后的进攻打宛王国强取汗血马之战,就纯粹是基于专制统治者的贪婪欲望而炫耀武力。刘彻因欲得到传说中的名马,不惜劳师动众,远涉西域。自太初元年(前104)起,前后历时四年,两次发兵共十余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岂料首次伐宛即遭惨败,数万士卒“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差一点全军覆没。刘彻为此恼羞成怒,因而变本加厉,让“天下骚动,争相奉伐宛”。最后虽征服大宛,“取其善马数十匹”;但汉军“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到回师时,“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史记·大宛列传》)。仅仅为了几十匹汗血马,却牺牲士卒十余万。似这类不光彩的战争,若也算是先汉“兴隆”的象征,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由于汉武帝穷兵黩武,军旅连出,终于导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甚至连刘彻自己,最后也深“悔征伐之事”(《汉书·食货志》)。透过所谓“先汉兴隆”的表面,人们不难发现,其中颇多值得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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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汉立国之始,面临连年战乱,百姓疲敝,国度多乏。开国皇帝刘秀“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对内实行以“柔道”治理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减免租役,释免奴婢,兴修水利。对外则“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后汉书·臧宫传论》),显示其防备外族为患的弘深意旨。由于光武帝能“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光武帝纪》),其在位三十余年,国家平安,百姓富足,户口增殖,出现了史家所称的“光武中兴”。它足以与西汉的“文景之治”相媲美。

      东汉不仅在“文治”方面的成就,诸多值得称道;其“武功”方面之建树,更令人瞩目。尤其是东汉和帝年间两次大破北匈奴之役,堪称战功烜赫,名彪史册。

      和帝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北鞮海,斩名王一下万三千级……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此番征战,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资治通鉴》卷49)。班固在《燕然山铭》中形容这次战役,“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后汉书·窦宪传》)。此论绝非过誉之辞。

      永元三年(91),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余里而还”。此次出击,史称“金微山之战”,不仅是“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通鉴》卷49),而且使历时三百年之久、并曾一度让西汉王朝遭受屈辱的匈奴之患,从此彻底解除。

      上述辉煌战绩,较之西汉鼎盛期的武帝年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汉书》作者范烨曾对此作了客观的评述:“卫青、霍去病,资强汉之汉,连年以事匈奴,国耗太半矣,而猾虏之未胜。后世犹传其良将,岂非以身名自终耶!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定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饮马北鞮之曲,铭石负鼎,荐告请庙,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窦宪传论》)这段论述,多少说明了历来扬先汉而抑后汉的缘由。两者优劣,甚为清楚。

      东汉中期以后,朝政日渐混乱,“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后汉书·党锢列传》)。桓、灵二帝在位时,宠信宦官,纲纪败坏,历来受到史家的责难。他们不仅被视为“亲小人,远贤臣”的典型,也成为了后汉倾颓的罪魁祸首。这两任皇帝固然俱都昏庸无能,但如将后汉的衰亡完全归咎到他们身上,甚至以偏概全地用“亲小人,远贤臣”指代整个后汉王朝,实在有违史实。

      东汉宦官参政始于中期,当时“和帝即祚幼弱”,朝中外戚专权,“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由此可以看出,宦官之所以受宠信,缘于外戚之患;而以宦官制外戚,后汉自此开创先例。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宦官之专擅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终至“东都缘阉尹倾国”(《后汉书·宦者列传》)。

      然而,“亲小人,远贤臣”,又绝非后汉之独有景象。以先汉而言,上自高祖,下至哀、平,宠幸佞臣可谓历代相承,即使为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也不例外。而自元帝以下,更是昏君辈出,较之后汉桓、灵二帝,绝无逊色。其中又以哀帝对“董贤之宠尤甚,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事情还不止此,哀帝甚至“欲法尧禅舜”,将帝位让与董贤。如果不是后来这位皇帝短命夭折,刘氏江山恐早已易姓。故班固认为,“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究其原因,“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汉书·佞幸传》)。这些话是很有见地的。

      清代金圣叹评选的《必读才子书》,对《出师表》有一段见解深刻的评语:“国事实当危急存亡之际,而此日嗣主方在醉生梦死之中”,“此表所忧,不在外贼,而在内蛊也”。这里道出了诸葛亮上书的背景。所以,《出师表》中这段言论,其用意不在论史,而是借此诲诫后主刘禅。基于这样的原因,文章中某些论述出现夸大或片面之处,也是不难理解的。但后人却将这段话奉为史论的至理名言,广为引用,这恐怕已经出乎诸葛丞相的意料之外了。

    本文摘自《文史知识》1995年第七期 作者:李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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