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对《三国演义》的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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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1

    随着《三国演义》的大量刊行,各种各样的评点本也随之而出。明代以评点方式研究《三国演义》的有三类,而以所谓“李卓吾评本”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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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象斗评点本

    余象斗评点本

      书名为《新刊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题“晋平阳陈寿史传,闽文台余象斗校梓”。余象斗,字仰止,一字文台,号三台山人,明隆庆、万历间人,生卒年不详,出身于刻书世家,刊行冠以“志传评林”的小说甚多。余氏的《三国》“评林”,仅就史实发表一些粗浅的见解,较少文学眼光,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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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卓吾评本

      李贽(1527-1602),原名载贽,后改为贽,字宏甫、思斋,号卓吾、温陵居士等,福建泉州晋江人。嘉靖三十一年举人,官至云南姚安知府,五十四岁辞官后著书讲学。他继承和发展了泰州学派王艮等人的进步思想,公开以“异端”自居,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抨击正统的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虚伪说教,尊重“童心”即人的自然情性。他的进步思想震惊了统治集团,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而死。其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谭集》等。李贽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批评家,世传李贽批评的小说戏曲有多种,现存见录的《三国演义》的所谓“李卓吾评本”有六种之多,均系伪托,且多无小说批评的艺术见地。相对而论,可能由叶昼评点的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较有文学眼光,影响也较大,是最流行的李评本。此本小说正文从“演义”系统的周曰校刊本而来,一百二十回,不分卷,有眉评和回末总评。总评每有“梁溪叶仲子曰”云云,梁溪叶仲子即叶昼。另据明代钱希言《戏瑕》称:“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往袁小修中郎尝为余称:李氏《藏书》、《焚书》、《初谭集》、批点北《西厢》四部,即中郎所见者,亦止此而已。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命毁其籍,吴中锓《藏书》版并废,近年始复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传》,并出叶笔,何关于李?”其评点本身也与李贽的观点不相符,可知此评点即叶昼所为。叶昼,字文通,又自称锦翁、不夜、阳开、叶五叶、梁无知等,无锡人,生平不详,主要活动于明万历(1573-1619)年间,多读书,有才情,终生落魄潦倒,托名李贽而评点的小说戏曲有多种,尤以托名李贽评点的容与堂本《水浒传》著名。他上承李卓吾,下启金人瑞,是小说批评史上一位卓有建树的评点家。托名李贽评点的《三国演义》是明代《三国演义》评点本中最重要的一本。

      第一,关于《三国演义》的主旨,叶昼的评点较少正襟危坐的大道说教,多针砭时弊的愤激之语,尤以痛斥假道学为其显著特点,如第十七回回末总评云:“老瞒自刎割发等事,似同儿戏,然万军悚然,兆民受福则实事也。天下事又孰有真假乎哉?做得来,便是丈夫。可笑彼曹无用道学,口内极说得好听,每一事直推究到安勉真伪,一丝不肯放过;一到利害之际,又仓皇失措,如木偶人矣,不知平时许多理学都往那里去了。真可一大笑也!”像这样嬉笑怒骂的评语处处可见,透露了叶昼的演义论观点,即是对虚伪的封建道学的批判。

      第二,关于虚与实,叶昼注重历史小说的虚实结合。如第四十六回总评说:“孔明借箭亦谋士之奇用,到非奇秘也,通俗演义中不得不如此铺张也。为将者,勿遂以此为衣钵也,一笑一笑。”评点者认识到作为小说的“通俗演义”与正史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可以“铺张”、虚构,而《三国演义》的有些章节就很好地发挥了小说艺术的这一特点,达到了能惊俗人的奇妙境界。又如第四十五回总评:“周郎借蒋干以害蔡瑁、张允,此等计策,如同小儿,即非老瞒,亦自窥破,谓老瞒入其计中乎,绝无此事,但可入通俗演义中,以惊俗人耳。妙哉计也,真通俗演义也。”在称赞作家的这种艺术虚构的同时,强调这种虚构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加以提炼,使之合情合理。

      第三,关于人物形象塑造。历史小说描写的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劝善惩恶”的教化意义主要通过人物间的矛盾斗争表现出来,而这种矛盾斗争集中表现为忠与奸的矛盾,《三国演义》有将人物形象塑造成忠、奸、义、智等等化身、突出某类性格特征的倾向。这一点在叶昼之前的批评家那里时有概括论述。但同时叶昼也认识到小说塑造的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他在评论曹操这个形象时,曾多次指出他是一个“大奸雄”的典范,同时又是一个“大豪杰”。他认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对曹操来说是“不褒不贬,千古定论”。从这一点出发,叶昼一再指出小说刻画了曹操作为“能臣”的一面,如“董卓议立陈留王”一则,写太后降手诏宣何进入宫时,众人议论纷纷,独曹操提出:“当先召十常侍出,然后方可入。”批者于此评曰:“毕竟老瞒第一策。”至“袁绍孙坚夺玉玺”一则,写曹操荥阳败回,责袁绍“持疑而不进”一席话时,又批曰:“此所云治世之能臣。”“曹操定陶破吕布”一则写许褚被擒时,“操慌下帐,叱退军士,亲解其缚,急取衣裳,命坐”等等时,又评曰:“孟德收拾人,真大豪杰也。”叶昼不仅肯定了曹操“能”的一面,而且也指出了这个“奸雄”与“忠义”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例如第六回“董卓火烧长乐宫,袁绍孙坚夺玉玺”一回评曰:“孟德追赶董卓极是,不可以成败论也。设无曹洪救出,死于徐荣伏兵之手,亦不失为忠义之鬼。”总之,曹操这个典型的性格是复杂的,真实的。与曹操相反的刘备、诸葛亮这类明主、忠臣,在《三国演义》中也描绘了他们“奸诈”的一面,叶昼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也一再指出刘备“大奸大诈”“似奸雄”。如第十一回“刘玄德北海解围,吕温侯濮阳大战”总评曰:“刘玄德不受徐州市大奸雄手段,此所以终有蜀也。盖大贪必小廉。小廉之名成,大贪之实亦随得也。奸雄举事,每每如此,非寻常人所能知也。”然而叶昼同时也认为,刘备“似奸雄耳,非真奸雄耳!”他还有“豁达大度,仿佛高祖而仁厚过之”的品格和“匡扶帝主,拯救黎民”的“本心”,因而他毕竟还是一个良臣和明主。至于诸葛亮这个千古忠臣的典范,叶昼也一再指出作品刻画他“贼”的一面,不时诅咒“真是大贼”,“老贼可恶”,甚至于斩刘封后评曰:“诸葛亮真狗彘也,真奴才也,真千万世罪人也!”“不杀不剐无以泄我胸中之愤也!”这些都很好地说明了评论家注意到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在塑造忠奸这两类形象时的复杂性,并肯定了只有这种复杂性,才使形象更为真实,使小说更像历史。

      叶昼的评点,由于受史学观的影响,对《三国演义》艺术特色诸如结构艺术等方面的探讨较少,但他的评点为清代毛评《三国演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代表了明代评点《三国演义》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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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钟惺评本

      明末有《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十卷刊行于世,正文卷首题“竟陵钟惺伯敬父批评,长洲陈仁锡卿父校阅”,有眉批,总评,正文同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惺(1574-1624),字伯敬,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为当时诗坛上竟陵派领袖,名扬一时,其诗歌评选本《诗归》盛行于世。他选评诗歌,以“自著一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耳目”,“内自信于心,而上求信于古人,在我而已”,强调“在我”,突出个性,故能别出手眼,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精神与所谓“钟惺评本”《三国演义》大相径庭,因此可知此评本属于时人假托。

      所谓“钟惺评本”,眉批、总评大多数搬选自“李卓吾评本”,有些地方稍作修改,个别地方予以改写或补写。其改写、自作之处往往因“李评”多愤激之语、怪诞之言、戏虐之词而故作针锋相对。如第十四回“迁銮舆曹操秉政,吕布月夜夺徐州”,共有“钟评”眉批二十五则,其中二十一则与“李评”基本相同。其回末总评,“李评”赞张飞好酒而失徐州曰:“张翼德戒酒之法,的是我辈衣钵,拘人有以徐州为言者,殊不知徐州得失俱小事耳,不能千古。只有此事,风流至今尚在,即百徐州不与易也,千徐州不与易也,万徐州不与易也。呵呵!”其语颇疏狂。“钟评”对此批道:“刘伶嗜酒,终是放旷;张翼德戒酒而饮酒,致有徐州之失。酒能误人如此,宜崇伯子之恶而疏仪秋也。卓老以翼德戒酒之法为我辈衣钵,胡说,胡说!且云‘百徐州不易一风流’,噫嘻!喝军捉人吃酒,天下有的是风流哉!”“钟评”一面照搬“李评”,一面又批评“李评”,于是难免漏洞百出,陷入矛盾。如在这里大批“酒能误人”,而本回却有“饮酒的老张,才得真趣,不必以事之成败论也。”两处批语明显牴牾。总之,“钟评”多数文字与“李评”相同,显系抄凑而成,虽然对“李评”的偏颇之论时有纠正和间有零星的真知灼见,但多为一般正统习见之词,批评价值不高。

      

      本文摘自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版《中国小说研究史》第二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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