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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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6

    本文摘自《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作者:陈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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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一)

    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一)

      元末明初,古典作家罗贯中在讲史平话、杂剧故事等民间创作基础上,参考陈寿《三国志》及其裴松之注等史书,编撰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长篇历史小说。罗贯中这部历史小说的书名,近数十年被流行地称作“三国演义”。其实,“三国演义”并非罗贯中小说原名,如此称谓既悖于罗贯中小说旨趣,也不大合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

      在中国小说史上,古代章回历史小说最早是由宋元“讲史”发展来的,而“讲史”艺人所说历史故事的名目则通常取自史籍原称。所谓“讲史”(一作“演史”)又称“讲史书”,作为宋人“说话”伎艺四家中的重要一家,专门“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讲史书”是经过民间艺人加工与再创造的产物,其中有许多虚妄怪诞的成份,同史实相比较则“大抵真假参半”;但是,它取材于史籍,重要人物与基本故事也大体上是依据史书记载来安排的,故而往往直接依原史书来命名,以资招揽听众。南宋洪迈《夷坚志》记载: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吕徳卿等在临安(今杭州),“四人同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见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晚讲说《汉书》’。相与笑曰:‘班孟坚岂非在此耶?’ ”可见南宋艺人所说的故事,便直接使用班固(字孟坚)《汉书》的名称(按《汉书》又称《前汉书》,至今尚存元刻本《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宋元三国故事“讲史书”,也有类似情况。南宋末年,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叙及三国故事“讲史书”时,说道:

      《三国志》诸葛亮雄才。

      元杨立斋套数[般涉调·哨遍]说:

      《五代史》止是谈些更变,《三国志》无过说些战伐。

      今见讲史书,有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其中叙及赵云使枪在故事中的地位,说道:

      赵云使一条枪,名曰“涯角枪”,海角天涯无对。《三国志》除张飞,第一条枪。

      保存有宋元社会史料的《水浒传》,写燕青与李逵到东京桑家瓦子勾栏里,也“听的上面说评话,正说《三国志》”(见容与堂本第90回)。可见当时普遍地用陈寿的历史著作《三国志》书名,来称谓民间伎艺三国故事“讲史书”。因为这些《三国志》等讲史故事的广泛流传,甚至元石君宝《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杂剧第一折写女艺人韩楚兰与母亲争吵,亦唱道:

      我勾栏里把戏得四五回铁骑,到家来却有六十场刀兵。我唱得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续添《八阳经》。

      以征伐争战为主要内容的《三国志》等说书,当时已为民间十分熟悉,于是杂剧家才用来比喻剧中母女间的激烈争吵。宋元时三国讲史故事是罗贯中编撰其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取材来源,而以陈寿史书名来通称三国“讲史书”的这种习常定名方式,对于罗贯中来说,无疑当有不言而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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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二)

    罗贯中这部历史小说的书名究竟是什么?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佚及其小说后来版本题署的纷纭莫是,目前还一时难以断定。但有一点应是十分清楚的,即原名包含有“三国志”三个字,而不称“三国演义”。

    第一,明代许多评论与诸明刻本题署普遍认为,罗贯中小说是依据陈寿史书《三国志》来编撰的。

    自序作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的高儒《百川书志》,在著录罗氏小说书名及作者后,评述其内容云: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高儒实事求是地概括了罗氏这部书的显著特点:一方面,“据正史”,却“非史氏苍古之文”而令人“易观易入”;另一方面,又“采小说”,却“去瞽传诙谐之气”而其文“非俗非虚”。所谓罗氏“据正史”,主要是指他依据陈寿史书《三国志》。

    类似高儒的看法,明代一直存在。在高儒以前,今见对罗氏小说的最早评论,是明弘治七年(1494)庸愚子(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庸愚子序指出: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甚实,亦庶几乎史。

    由现存文献可知,罗贯中以前已有元至治间刻本《三国志平话》,此书至罗氏成书未久或几乎同时还被翻刻改名为《三分事略》、《花关索传》。明成化间“重刊”本虽在罗氏身后,但“初刻本”亦当在罗氏之前。在庸愚子看来,前代诸如此类的野史“评话”,“其间言辞鄙谬,有失之于野”;而罗氏小说与之相比较,则“事纪其实”、“庶几乎史”。这是由于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的记载,“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的结果。

    高儒之后,钟陵元峰子在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国志传加像序》(原本藏西班牙)中,又进一步地说道:

    《三国志》,志三国也;《(三国志)传》,传其《志》;而《像》,像其《传》也。三国者何?汉魏吴也;《志》者何?述其事以为劝戒也;《传》者何?易其辞以遍悟……。是故陈寿取秦鹿失之之后,汉鼎沸之之余,刘备之仁勇,曹操之奸雄,孙权之僭乱,其间行事之或善或恶、或邪或正、或是或非、获得或失,将以为劝,将以为戒。而罗贯中氏则虑史笔之艰深,难于庸常之通晓,而作为传记。

    元峰子十分强调罗氏小说,是对陈寿《三国志》的传述。他认为,“罗贯中氏则虑史笔之艰深,难于庸常之通晓”,于是便将陈寿史书“易其辞”,以使众人都能悟晓。也就是说,罗氏小说是史书《三国志》的通俗化。元峰子的观点有所偏颇,姑且勿论,但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见解。元峰子之前,嘉靖元年修髯子(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就说:“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而小说作者则“以俗近语,櫽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嘉靖间,还有人径称罗氏小说为“《三国志俗说》”(见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三十)。其后,又有崇祯间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云:“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洋洋百余回,为世所尚”。按所谓“国史”,即指陈寿《三国志》。在这里,《三国志》既是陈寿史书名,而且又是罗氏小说的书名。

    庸愚子、高儒、元峰子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却都共同认为陈寿《三国志》是罗贯中编撰的重要根据。这些俱可由明刻本卷端的作者题署印证之。

    罗贯中原本已不存世,而嘉靖元年(1522)序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经人修饰,却是今见最早的刻本。此本卷端作者题署: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明万历十九年(1591)周曰校刊本等,与此相同。又有明刘兴我刊本(藏日本),卷端作:

    晋平阳陈寿志传

    元东原罗贯中演义

    与以上二种题署类似,或单题“晋平阳陈寿史传”者,还有明万历间的余象斗评林本、汤宾尹校本、杨闽斋刊本、夏振宇刊本、郑以桢刊本、杨美生刊本、夷白堂刊本,以及崇祯间雄飞馆刊本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明刊本卷端虽无如上题署,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来表明罗氏小说与陈寿《三国志》间的关系。如今见刊刻仅晚于嘉靖元年本的元峰子嘉靖二十七年序刊本(藏西班牙),在全书正文前就显著标示:

    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

    万历间朱鼎臣本、忠正堂刊本以及天启间黄正甫刊本等等,也都有如此标示。明刊本这些题署与标示,显然俱视罗氏小说乃“按”陈寿史书《三国志》来编撰的。

    以上评论与题署,有些还产生于离罗贯中相距不太远的时代,无疑显露了罗贯中的真意。由此,我们不难窥视罗氏对其小说的命名。

    第二,明刻本的卷端书名,普遍题作“三国志传”或“三国志(通俗)演义”。

    罗贯中小说明刻本的卷端书名题署极其纷杂,但也自成规律。现存三十余种明刻本卷首题署,除了附加“古本”、“京本”、“按鉴”、“校正”、“考订”、“补遗”、“音释”、“旁训”、“圈点”、“评林”、“批评”与“精镌”、“新锓”、“重刻”、“大字”、“全像”、“合相”等名目以外,其基本书名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下列四类。

    (一)“《三国志》+传”式。如明万历二十年(1592)余氏双峰堂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藏日本、英国、德国),明富沙刘荣吾刊本《精镌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传》(藏英国)等等。按所谓“传”,是指解说文字。班固《汉书》卷四十四记汉武帝令淮南王刘安,“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云:“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以“传”作书名,早已有《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齐诗传》、《韩诗外传》等等。与通常所说的“章句”、“训诂”不同,“传”不仅诠释经文,而且“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明刻本书名题署,显然以罗氏小说为陈寿《三国志》的解说、传述之作。

    (二)“《三国志》+(通俗)演义”式。如明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周曰校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郑以桢刊本《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等。按“演义”一词,意谓敷陈意理而加以引申,最早出《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作为书名,有宋真德秀《大学衍义》(衍义即演义。意谓推演、阐发《大学》的义理),元梁寅《诗演义》(《四库全市总目提要》云:“是书推演朱子《诗》传之义,故以演义为名”)。明刻本书名题署之意,显然是以罗氏小说为《三国志》的传述之作。其实,由讲史(即“演史”)发展而来的罗氏小说,以“演”史书《三国志》之“义”为其书名,亦当承袭前代“演义”“演史”之谓也。

    (三)复合式,即“《三国志》+(史)传+(通俗)演义”式,或“(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式。前者如夏振宇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藏日本)等。后者如明嘉靖二十七年本《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藏西班牙)、余象斗刊本《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藏日本)、乔山堂刊本《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藏日本)、汤宾尹校本《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朱鼎臣本《新刻音释旁训评林寅(演)义三国志史传》(藏英国、美国)等等。

    (四)简称式,即迳题“《三国志》”式。如明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明积庆堂刊本《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明遗香堂刊本《三国志》等。

    明刻本书题这四种结构,都包容“三国志”三字,无非说明罗贯中小说是对陈寿《三国志》其书的“解说”与敷演。复合式与简称式只是前二种书题在文字上的增删,故其命名意义相近的前二种书题尤为重要。由此可见,罗氏原著的书名当称《三国志传》或《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了方便起见,目前不妨姑且通称之“《三国志演义》”,以待于将来有更确凿书题文字发现而再加改定之。但是,万不能落一“志”字。因为“传”与“演义”只是对书籍这种文字载体而言的,罗贯中的初衷也实在并不对“三国时代”加以传述与敷演,况且对于“时代”而又何以“解说之”或敷陈其“义理”呢?在元末明初,“三国演义”这样的称谓,很难想象会被罗贯中采取来作为自己小说的书名。至于个别坊刻本如杨美生刊本(藏日本),卷端题“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封面别作“新镌全像三国演义”,但其版心既俱作“新刻三国志传”、卷前吴翼登序又题《叙三国志传》、总目亦仍作《全像三国志传目录》,可见此书原名当称“三国志传”,卷端题署乃在原名文字之间加塞“英雄”二字,而封面之改题其实亦出于坊间为招揽顾客所施之标新立异小技,并非罗贯中原著书名就是如此。

    第三,从书目著录、公私记载以及早期译本情况来看,罗氏书名亦不当作“三国演义”。

    书目是记录图书的重要历史文献,罗贯中小说的书名已屡见于明代及清初的公私簿录。(一)明代皇家藏书目已加著录。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记载:“明时《文华殿书目》,亦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二)明代内府刻书存板目录记载。明司礼太监刘若愚(1583-?)《内板经书纪略》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本,二千一百五十叶。”刘氏还说及:“《三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皆乐看爱买者也”。(三)明代中央机构督察院刻书见于著录。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作于隆庆、万历间,其上编著录督察院刻书有“《三国志演义》”。(四)明代著名私家藏书目著录。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记载:

    《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按此书原系传抄本,“二百四卷”当为“二百四十卷”之误。(五)清初著名藏书家目录记载。钱曾《也是园书目》卷十“通俗小说”著录“《古今演义三国志》十二卷”。由以上书目著录可知,罗氏小说这些版本俱为明刻,书名也都不称“三国演义”。

    官方文献记载乃有正式依据,而不能随意书写。今见清《雍正上谕内阁》载:雍正六年(1728)二月,奉上谕,护军参领郎坤著革职,因“郎坤将《三国志》小说之言,援引陈奏”故也。当时罗氏小说简称《三国志》,已被正式写入朝廷公文中。

    私家记载涉及罗贯中小说者不少。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说施耐庵《水浒传》时,叙及“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云云。而明清其他记叙文字,则多做简称。例如见于明刊小说之序言中,即有:

    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盖欲与《三国志》并传于世,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

    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

    (里中小儿伤其指,不呼痛)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

    以陈寿史书名作为罗贯中小说的简称,有着万历以来的版本依据,也合乎宋元讲史的传统习惯。但是,有些明清随笔文字称之“三国演义”,其实无所依据。如清刘廷玑《在园杂志》说:“《四大奇书》如《三国演义》名《三国志》,窃取陈寿史书之名,《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可见刘廷玑明明知道,罗贯中小说“窃取陈寿史书之名”而为其名,却故意称之为“三国演义”。刘廷玑曾斥责:“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他的指斥虽就整个续书情况而言的,但其中也包含罗贯中小说在内。他认为罗贯中小说是不可袭用陈寿史书之名的,故别加名曰“三国演义”以示斥意。由《在园杂志》上引文字,可以再次证实“三国演义”并非罗贯中小说的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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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三)

      罗贯中小说的早期译本书名,也几乎都不称“三国演义”。今知最早的翻译本是满文本,始译于后金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前。此本虽未译竣,但据清昭梿《啸亭续录》与民国间满人奉宽所藏残抄本,乃知书名为《三国志》。至清顺治七年(1650),学士查布海等奉摄政王多尔衮旨,据明刊本重译成满文刊布,书名亦称《三国志》,今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由旧藏慈宁宫移来)。

      外国语文译本,乃据汉文底本或参考清朝廷于顺治七年颁行的满文本而来的。最早外文译本,是1689年(日本元禄己巳,清康熙二十八年)日僧湖南文山编译的日文本《通俗三国志》五十卷。其后,日文本有《演义三国志》(1830年)、《通俗演义三国志》(1877年)、《三国志演义》(1906年)、《三国之物语》(1911年)、《三国志》(1929年)等等十多种译本,书名俱未取“三国演义”。朝鲜文译本,十八世纪就已产生了,今存1859年(清咸丰九年)红树洞刊本与石桥刊本等,以及藏于韩国的十九世纪末许多译本,书名几乎都作《三国志》。西方语文最早译本,是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法人泰奥多尔·帕维翻译出版的法文本,其书名也称作《三国志》(San Koue T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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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四)

      由此可见,罗贯中这部小说尽管大量汲取平话、杂剧等民间故事与传说,但是由于参考史书,并加以编年叙说,大大地加强了小说的历史真实感与可信性。罗贯中本人及至当时人们以为,这是对陈寿史书《三国志》的传述或“演义”。其原书名目虽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可以说,当作《三国志传》或《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志》),也可以通称为《三国志演义》。然而,却不能以“三国演义”作为罗氏原著的书名。否则,既掩盖从“演史”发展而来的历史轨迹,也违背罗贯中本人的原意。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正名问题,其实是涉及中国小说史发展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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