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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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4-14
     作者:刘明浩  来源:《三国演义研究集》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春三月诏:

    朕以幼冲,继统鸿基,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维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朕甚惧焉。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方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后主传》注)

    诸葛亮传》载陈寿于传末上书晋物,综评诸葛业绩有语:“……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

    同上传注引诸葛殁后几十年《袁子》一书:“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根据上引三则,我们似可看到这样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刘备白帝托孤以后,阿斗警惕自励,日夜操劳,力图民富国强,将士乐用;而诸葛更是赏罚以信,治国有方。所以,在黄皓乱蜀(4)以前几十年间,家给人足,仓廪充实,国家似较强大。

    再看大致否定的评价:

    谯周传》载后主初立太子时,即公元238年,“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敝,……”中散大夫谯周因以汤武事喻:“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遽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从谯周的话中,我们能看出,蜀汉政权为了对外战争,未尝悯惜民力,兵民不与同心,政局是不稳定的。

    《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载晋初,扶风王司马骏等共论诸葛成败,意见颇不一致,但似乎是否定的居多。“于时谈者多讥(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其中“劳困蜀民”这一点,其中有人曾评说:“(诸葛)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如把二传的话对照看看,就能知道,阿斗的劳民政治,根源在于诸葛亮。

    蜀汉人民的遭际,在被称为贤相的孔明主政时,已是如此不堪,那末,至刘禅季世有如下记载,就更不足怪了:

    《吴书·薛琮传》注引《汉晋春秋》:孙吴的五官中郎将薛珝论蜀汉当时的情况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这样看来,蜀汉后期种种弊政,是否都与前期没有关系呢?是颇耐人寻味的。

    以上二类史料,或褒或贬,使人疑惑,我还是主张贬抑说的。蜀汉古称益州,汉末刘焉刘璋主政时,史传颇有业绩。如左思《蜀都赋》谓:当时“封域之内”,“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原隰墳衍,通望弥博”,“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词赋重在铺扬,对于左赋,我们不能尽信:但原来的基础,可能较好,这点推测,似较合理。自建安十九年刘备入主益州后,情况就不同了。蜀汉兵卒几乎连年出蜀作战,而无论魏还是吴国,力量都强似蜀汉。诸葛犹如巧妇,也难作无米之炊,因此无力治内,只有拼命搜刮一法。如维持庞大军队和人数众多的蜀汉统治机器这二项,开支就十分惊人。刘禅称帝后期,当时全蜀民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的战士却有十万二千人,吏四万人,平均九个农民负担一个士兵,七家民户养活一个吏。和孙皓一样,刘禅也是亡国皇帝,他称帝的后期兵丁与吏员数,按例不会多于刘备、诸葛亮四出征战时。那么,刘禅前期,蜀汉人民的负担应该更重。人民忍无可忍,只有铤而走险一条路。中官黄皓乱政前,史载的蜀汉人民起义有:

    1.221至223年,涪陵等地起义(《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图志》);

    2.227年,张慕起义(《张嶷传》);

    3.230年,汶山羌民起义(《张嶷传》);

    4.233年,刘胄起义(《马忠传》、《华阳国志·南中志》);

    5.约243至259年,永昌夷獠起义(《霍弋传》);

    6.247年,平康夷民起义(《后主传》、《姜维传》);

    7.248年秋,涪陵属国起义(《后主传》)。

    前后三十七、八年间,发生了大小不等的人民(包括少数族)起义七次。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我主贬抑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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