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吴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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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4-14
     作者:刘明浩  来源:《三国演义研究集》

    《三国演义》是抑曹扬刘的,对于孙吴政权则似无甚褒贬。在抑曹上,作品不惜笔墨,竭尽“诋毁能事”,将曹操刻划成一奸诈凶恶,口是心非,多疑善忌,损人利己的大奸雄。对照正史记载,的确有不少是过甚其辞的。这牵涉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较为复杂的问题,现在不少同志确认,《三国演义》塑造的这一反面典型是成功的。有些评论者直把曹操和董卓等人相提并论,以为作品对董、曹等“罪恶滔天的暴虐的统治者的形象的暴露和批判,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及其对统治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1),并且说,这就是小说的人民性表现的重要方面。我认为,这种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对于孙刘两家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比较研究,我们作的不够。有关问题,我们只能含糊作答。这些问题似乎是:历史真实如何;小说怎样描绘;如果不与史实相合,或不与史实尽合,究竟是高于还是低于史实;如果是高、或是低,我们应该怎样评价,等等。这些问题如能解决,将有助于我们对小说的人民性作更进一层的理解。

    为此,我们必须把史料(主要是陈志裴注)与小说在这些方面作一比较。由于陈志裴注广搜博采,轩轾有异,有关材料大抵都有褒与贬的两类,我们只得先列两类有代表性的评价,然后从中否定其有违史实,不合情理的一类,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孙吴政权

    黄武(公元222-229年)初,孙权遣冯熙使魏。魏文帝曹丕问吴国情况,冯对曰:

    吴王体量聪明,善于任使,赋政施役,每事必咨,教养宾旅,亲贤爱士,赏不择怨仇,而罚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怀德,惟忠与义。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吴书》。以下凡称“传”,除注明者外,均为《三国志》的人物传)

    与之相仿的,见蜀相诸葛亮初见先主曰:

    孙权据有江东……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见《诸葛亮传》)

    孙权嘉禾二年(公元233年)春正月诏:

    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寝。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祗,下慰民望。(《孙权传》)

    孙权和冯熙君臣所说,虽为夸张,但似乎不会将无作有,毫无根据地向壁虚造。孙权诏诰,表明了其治国的态度。其中“救济黎庶”,“下慰民望”语,似不应只看作官样文章。至于诸葛的评价,我以为其兄诸葛瑾虽仕吴,但诸葛与孙吴实少于碍,似不会胡乱吹捧孙权。

    由此似可得出,孙权政策合理,民附士归;经济繁荣,民富国强。

    但是以下几则却透露了些相反的内容。

    黄武五年(公元227年)春,孙权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可能情况已很严重,故“令”要求州郡,应使民“有以宽息”。

    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有诏谕诸葛瑾、步骘等:“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他并说,吴国人民的确“勤苦”(此“勤苦”应释为人民终日劳累,所获却不能温饱)。

    因此,诸如宽逋息民的诏令,就特别多。如赤乌三年(公元240年)春正月诏有:“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太元元年十二月(公元252年正月):“诏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

    这些如同罪己诏一般,大抵意在欺蒙黎元,迷惑视听。但其治理不善,人民困苦却可于中以见一斑。

    当然,孙权等也有解释,如对陆逊、诸葛瑾等刑法苦重,苛政虐民以责难时,孙权说:“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并说:“但不得已而为之耳”,“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以上均详《吴王传》)这些辩解是软弱无力的,同时也暴露了作恶者心境的空虚、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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