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乱中的海外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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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29
     作者:魏娟莉  来源:《三国文化概览》

      三国时期,中国与外国及周围邻邦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与交流,并未因战乱而中断,仍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的对外往来,主要包括曹魏与现在的朝鲜、日本国的往来,孙吴政权与台湾、南海诸国及东南亚诸国的往来。

      两汉开辟的丝绸之路,除加深了汉族与西北兄弟民族的联系外,也与中亚、西亚的康居、大宛、大月氏、波斯(伊朗)、甚至远至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也都有了外交往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往来交流一直持续到三国时期,魏明帝太和三年(226年),大月氏贵霜王朝遣使来洛阳,被魏赠与“亲魏大月氏王”的名誉称号。

      居住在朝鲜半岛的居民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居民之间的交往更是由来已久。先秦姑且不论,就拿汉代来说,从朝鲜半岛上遗留下来的诸如王光墓、王盱墓中出土的精美的蜀汉漆奁具等,均可看出我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半岛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我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在三国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

      当时,朝鲜半岛分为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小国,这三个国家同中国都经常互通使节,进行密切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如孙权嘉禾年间,曾数次与高丽通使往来。《三国志·孙权传》引《吴书》说,吴国使者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前往高丽,虽遭到公孙渊的阻挠,但还是到了高丽,并受到高丽的热情款待。后来,高丽王宫随派使节25人送秦旦等人还吴,并随送貂皮千张、鹖鸡皮十具。第二年,孙权又派谢宏等人出使高丽,途中又曾被曹魏政权所阻挠,几经曲折,谢宏终于不负使命,将孙权的诏书和所赐物品送与高丽王。高丽王回赠孙权骏马数百匹,因所乘船小,谢宏只能载八十匹还吴。吴与高丽的密切关系,由此可略见一斑。

      日本早在东汉时就接受了中国的的封号,这从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所发现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可资证明。但当时日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接受汉朝封号的很可能只是九州某一地区的当政者。进入三国时期以后,中日的友好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当时日本三岛上的许多小国共推女王卑弥呼为共主,建立了邪马台(大和)国。卑弥呼随即便与曹魏政权建立了朝贡关系,开始了与汉民族的往来。中日往来的例子极多,比如,魏明帝景初二年六月,倭国女王派遣难升米等人来到带方郡,请求朝见天子贡献物品。太守刘夏派吏员将倭国使者送到京师,使者受到了朝廷的接见。同年十二月,明帝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授予金印紫绶;又封使者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并授予银印青绶。接见慰劳之后让使者回国,随赠大批礼品,有绛地交龙锦5匹,绛地绉栗罽10张,茜绛50匹,绀青50匹,绀地句文锦3匹,细班华罽5张,白绢50匹,黄金8两,五尺刀2口,铜镜100枚,真珠、铅丹各50斤。之后,正始元年,曹魏政权派使者建忠校尉等出使倭国,带去诏书印绶并金帛、锦罽、刀、镜等物品。正始四年,倭国又派使者8人,向魏献上奴隶、倭金、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短弓箭等。从景初二年(238年)到正始九年(248年)的十年间,两国使者往返就有六次之多,后来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在两国交往中,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输入了铁器,使国内经济、技术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国时期,随着孙吴造船技术的进步,海上交通也发达起来,中国与南海群岛上的兄弟民族及东南亚各国都有了密切的交往,相互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孙吴的海船曾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公元233年,贺达等率兵一万,航海到辽东。243年,聂友和陆凯带兵三万,远航到达珠崖、譫耳(海南岛)等地,与那里的兄弟民族有了联系。后来,孙吴的船队还到达夷洲(今台湾),与台湾人民也建立了联系。当时,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人,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部落为单位,设有部落首领,但没有君臣上下之别;居民以耕种和狩猎为生,使用的生产工具及武器还都是石器,有了简单的纺织技术,会织“细布”和“斑文布”。公元236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兵一万,乘大船前往夷洲。卫温等返回大陆时,将台湾土著居民数千人迁往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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