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末年为何会发生董卓之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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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23
     作者:冷热军事史  来源:新浪博客

      既然匈奴不再构成严重威胁,东汉对西域的经营就远不如西汉那样卖力,到了后期,甚至完全丧失控制。西域战略价值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凉州被东汉朝廷冷落,乃至边缘化。

    董卓之乱

    东汉中后期的凉州

      西汉一朝,武人可以凭借军功加官进爵,转做文职当上丞相也大有人在,武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文官差,两者都属于帝国的精英-官僚阶层。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开始,儒家思想获得了合法的统治性地位,此后儒学素养成为选举官员的重要依据。东汉继承前朝,将选拔官员的”察举制“完善细化。察举是指州郡长官自下而上地向朝廷举荐人才。察举制度考察的科目有很多,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明经”等等,孝廉逐渐成为最主要的一科。

      “孝顺”和”廉正“是儒家道德观的体现,孝廉一般被儒生士人获取。孝廉的举荐权也掌握在儒生士人出身的州郡官僚手中,而且从东汉中期开始,察举者(候选人)必须参加公府考试。于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充斥于从中央到地方的东汉各级政府。

      富裕文明的关东地方大族,能为族人提供“明经取士”所需的良好教育,所以东汉士人和官僚多来自关东地区。按照学者刑义田的研究,史载265个籍贯已知的东汉孝廉中,仅有两个凉州人,其余大部分来自关东的南阳、颍川、汝南和陈留等郡。关东大族还通过联姻、门生故吏等关系形成复杂的人脉网络,帮助他们的察举者进入官僚体系,并排斥关系网络之外的士人官员。

      关东大族取得了支配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更以此获取财富,强化其相对于其他地域集团的优势,包括西北军事家族。西汉曾有的东西平衡格局被彻底颠覆。

      官员选拔以儒家文化和知识为标准后,擅长军事的凉州人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与关东士人竞争。如前所述,相当大比例的凉州居民为军人、难民和赦免罪犯,到了东汉一朝,大规模向凉州迁徙赦免罪犯成为惯例,如此人口构成的文化程度可想而知。

      相对于西汉的军事扩张,东汉一朝更强调文治,凉州也出现了些较有文化的家族,比如安定皇甫氏、敦煌盖氏和张氏等,但尚不能和“天下名贤、诗礼传家”的关东名门大族(弘农杨氏,颍川荀氏,汝南许氏等)相提并论。关东士人一般视凉州为荒蛮边鄙之地。

      凉州军事重要性下降,政治边缘化,文化遭歧视,凉州武人何去何从?

      羌汉战争:朝廷几乎放弃凉州

      匈奴已不足为惧,但西北羌人成了东汉极为头痛的边患。

      西汉与羌人发生过战争,分别在武帝、宣帝和元帝三朝,但每次最多持续一年,且只在西北一隅,影响不大。东汉与羌人的战争则旷日持久、绵延不绝。从公元77年(章帝)到214年(献帝),大规模的羌汉战争一共发生了五次,而且每次至少持续六年,多则几十年。

      匈奴与两汉为敌时,在草原上形成了部落联盟性质的帝国,最多就分裂为南北两部,而羌人近百个部落,却始终没有统一政权,只有为了复仇和劫掠的临时联合。这些小部落从各自利益出发,对东汉“忽叛忽降、累以反复”。羌人整体上或许不如匈奴强大,但东汉对羌人的每次胜利不能巩固下来,因为只解决了个别部落的问题,而且也很难保证这些部落日后不会反复。这是东汉耗尽财政也打不赢战争的原因之一。

    董卓之乱

    绵延百余年的羌汉战争

      更糟糕的是,东汉中前期,凉州内各郡的太守有近90%来自关东,专门处理羌人事务的历任护羌校尉也仅有极少数是凉州本地人。两汉之际以隗嚣为代表的凉州豪族借助羌人势力抗拒光武帝达八年之久,成为统一中国的障碍。平定隗嚣后,东汉朝廷为压制凉州地方势力,有意派关东士人出任护羌校尉和凉州诸郡太守,镇压羌乱所用之士兵、将帅也从关东内郡征调、选任。

      凉州诸郡文官的根基和利益都不在凉州,他们肆意剥削本地居民,每次羌人叛乱,不能认真抵抗,甚至打算迁移郡治(郡守府署所在的县)以躲避羌乱。东汉中枢也数次考虑放弃凉州,在以关东官僚为主体的中央政府眼中,落后混乱的凉州竟成了鸡肋。不过,朝中尚有超越地方利益的有识之士,比如豫州陈国人、太尉府郎中虞诩,就力阻弃凉。

    本文相关人物:[董卓] [张奂] [皇甫嵩] [陈蕃] [窦武] [朱皓] [袁绍] [隗嚣] [袁氏[孙奋妻]] [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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