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末年为何会发生董卓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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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23
     作者:冷热军事史  来源:新浪博客

      公元189年5月汉灵帝驾崩,一场权力火拼随即在帝都洛阳展开。大将军、外戚何进被宦官杀掉,袁绍等人又屠杀宦官。凉州军阀董卓趁乱进军洛阳,废掉刚继位的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汉献帝),自为相国、独揽大权,并放纵其羌胡化的凉州士兵奸淫掳掠。

      董卓的倒行逆施激起举国愤慨,地方州郡长官起兵结成关东联盟合力讨伐。董卓挟持献帝、驱使洛阳百万人口西走长安,手下士卒肆意烧掠,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尽成瓦砾。

      董卓被吕布刺杀后,其部将继续作乱、自相残杀,长安城白骨累累,关中地区人口损失殆尽,两京都市区的繁盛毁于一旦。继羌汉战争、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之后,董卓之乱终于摧毁了帝国根基,军阀豪强纷纷登场,汉末三国的大乱局开启。

      东汉末年为何会发生以凉州武人为主角的董卓之乱?仅仅是机缘巧合吗?为什么不是并州、幽州等地的边疆武人扮演东汉终结者的角色?其实,位于关东地区的东汉朝廷以及士大夫集团与凉州军民矛盾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边鄙凉州:强悍尚武之人才能生存

      凉州,又称西凉,东汉时的凉州大致包括今甘肃大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凉州东部处于黄土高原西缘;中部有黄河众多支流冲积形成的谷地;西部就是著名的长1000公里,宽不到100公里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一带多为荒漠,也有源自祁连山的河流灌溉的绿洲和草原。

      凉州既有农耕地区,也夹杂着宜于放牧的草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此交通融合。但凉州更是双方必争之地,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就驱逐了处于凉州东部的西戎等游牧部族,设置了陇西、北地等郡。对于汉人来说,当时的河西走廊还是化外之地。汉武帝在位的前121年,霍去病两次远征河西、大败匈奴,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地从此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成为凉州的河西四郡。

      以凉州为主体的西北边疆长期与匈奴等游牧部落处于战争状态,早就形成勇武彪悍民风,所谓“高上勇力,人精骑射”。西汉精锐的羽林和期门骑士,主要从“六郡良家子”中挑选,这六郡中就有四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属于凉州,李广、赵充国、甘延寿等很多西汉名将都是六郡良家子出身。两汉一直就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凉州就属于关西(函谷关以西,包括凉州和三辅等地)地区。

    董卓之乱

    西汉名将赵充国

      ?汉文帝为充实边疆、防御匈奴,开始向西北移民,汉武帝占领河西后,更大规模地在凉州实施屯田和移民,东汉前期也继承了这一政策。仅在公元前119年,武帝就强制内地72.5万人向帝国西部和北部郡县戍边屯田,这些移民主要是难民、奴隶和赦免的罪犯。另外,被罢黜流放的官僚贵族也是汉朝的移民对象。

      相对于更适于耕种、气候温和的关东平原地区,凉州的自然条件艰苦。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与匈奴、羌人等持续不断的冲突战争,强悍尚武的人才能生存下来,并且凭借军功获得地位和财富。屯田军人、不惮使用暴力的赦免罪犯、擅骑射的土著居民、以及内迁的羌人不但为西汉的边疆扩张提供了战斗力较强的兵源,也是凉州在东汉一朝动荡不安,叛乱频仍的原因之一。

      西汉:凉州武人成为帝国精英

      西汉总体上是一个有野心、扩张性的外向王朝。文景之治四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从武帝到宣帝的近百年里,西汉大规模向外扩张与征服,期间在北方的用兵主要是针对匈奴。河西走廊不但原是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统治区域,还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武帝夺取河西之后,凉州的军事地位和战略意义更加凸显。

      一方面,凉州紧邻西汉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是帝国核心地带的军事屏障。另一方面,帝国向西扩张的前沿和桥头堡就在凉州,既可以通过凉州掌控西域,断匈奴之右臂,以西域诸国之力牵制消耗匈奴、减轻西汉的军事压力;也能凭借河西走廊隔断匈奴和羌人的联合,进一步削弱匈奴,压制羌人。匈奴的著名歌谣“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就表达了失去河西的极度哀痛,河西地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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