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末三国治安形势及其影响下的治安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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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8-3
     作者:孙康  来源:法治与社会

      一、汉末三国的治安形势与治安管理

      东汉后期是外戚和宦官争权的历史,王纲解纽,政治凋敝,国力式微。公元184年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以降,国家陷入战乱之中,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原有的统治秩序遭受严重冲击,而宗教的影响在扩大,两汉建立起的封建礼教体系遭到动摇。经济也遭受严重破坏,战乱、饥馑与瘟疫,直接导致社会板荡,人口锐减,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流民,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农业生产遭受灭顶之灾,国家税役无从保障。“百姓嗷嗷,道路以目”“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都是佐证。董卓擅权、西凉兵乱之后更是各路军阀崛起、争雄,最终,分别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大军事集团脱颖而出,瓜分了东汉版图,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国时期跨度约九十年,这期间包括东汉末年军阀战争阶段魏蜀吴三国政权阶段,其治安管理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区别无非是在是否是一个正式的、合法的政权。鉴于汉末各种天灾人祸的毁坏,扭转恶化的治安形势,发展生产、整顿户籍、恢复原有秩序(例如税赋、徭役的征收),成为强大军阀的重要课题。曹魏奠基人曹操,治安建树较多,严明法纪,统一北方,他重视法律的作用及其贯彻,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推行屯田制,亦战亦耕、兵农合一,削减了流民的问题,加强了对领民的控制,恢复了生产,保障了兵员。同时,也削弱了地方大族的势力,便于中央集权,更加强有力的推行治安制度。曹操的屯田制,具有多面性。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实际上也是治安制度,为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对于民族问题,曹操采取镇抚结合的策略,尤其是东征乌桓,缓解边境治安问题,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从史书中记载的曹魏治安状况来看,政治犯罪比较多,也是打击的重点。曹魏经常有文臣武将起兵造反的事件,甚至皇帝也被杀。可见,曹魏的政治斗争较为险恶。另外,黄巾以来宗教势力也日趋壮大,至三国时仍蔚然成风,曹魏对于“执左道”比较敏感,着重思想控制。曹魏的治安管理是礼法并用的,《新律》是曹魏在中国法律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代君主魏明帝曹睿(206—239)重视律令的编修,在汉九章律的基础上,制律十八篇,以刑名为首,开后世之先河,这是明显的创新。而《新律》渗透着儒家“礼”的精神,体现着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从后文可见,从各方面曹魏的创新都比较大、影响比较深远。

      蜀汉只有刘备父子两代君主,丞相诸葛亮后主刘禅(207—271)的辅政大臣,其治安思想具决定性影响。蜀汉的地盘是从暗弱的刘璋集团手里夺取的,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战争、民族问题,那就是豪族。巴蜀之地的豪族大姓垄断着文教、武装等,几乎成为独立王国,很多治安问题也是这些豪族大姓带来的,怎样处理与豪族大姓的关系,是诸葛亮政府解决治安问题的主要课题。诸葛亮本人极其重视法律的作用,也有自己独到的治安见解,将在下文详述。

      东吴偏安江南,经济比较发达,对外联系也比较密切。东吴与魏蜀一样,也颇为重视法律的作用,严苛程度甚至比魏蜀还剧,例如东吴曾九次使用夷三族的极端酷刑,这也与其政治斗争的激烈有关。山越等民族带来的问题,也是影响其治安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讲,三国时期的治安形势比较严峻,延续东汉末年战乱带来的剧烈影响,虽然三个政权的建立使社会治安形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固,但仍有局部的战争,三个政权对于治安管理既有对前朝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形成独特之处。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六朝是一个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治安形势显得更为复杂,阶级矛盾伴随着民族矛盾,绝非镇压能够解决。如何调和,考验着三国统治者们。从治安思想上看,有从严刑向无为演变的趋势,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社会风气等都有深层的联系。

      三国的独特时期特征体现在几对矛盾上,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王权与相权的矛盾等等,还有儒、道、释、法等流派的治安思想的冲突。有效地进行治安管理,离不开围绕此主题进行的相关设计,尤其是对于割据政权而言,设计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治安管理森罗万象,当轴者的治安思想、颁行的各项治安法令、制度,是设计的直接体现,我们可以观彼时期的先进与不足。

      二、汉末三国时期的治安思维模式

      (一)曹操的治安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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